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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學傢顧彬:1993年以後中國人不喜歡思考(圖)
顧彬為山東大學的學生們作瞭題為《對中國人去不去散步的思考》的學術報告。(圖片來源:大眾網)
今夏,中國將舉辦“德國在中國”大型活動,前不久中國又成為2009年法蘭克福國際圖書博覽會主賓國。這些活動無疑將對德中文化交流起到推動作用。在此背景下,德國之聲記者專訪瞭德中文化交流權威人物——十卷本中國文學史主編、波恩大學汊學系主任顧彬教授。
記者:您編撰的10卷“中國文學史”堪稱世上唯一一部具有通史意義的中國文學史。請問,具有通史意義意味著什麼?它與中國自己出版的文學史又有什麼不同?
顧彬:由我編撰的中國文學史是不是目前世界大規模的,我自己也不清楚,我本人估計是這樣的。我們一共編寫10卷。我們的文學史與其它中國文學史的不同之處在於,我們把中國的詩歌、散文、戲劇、小說等分得很清楚。我們關非根據朝代來編寫中國文學史,而是根據體裁進行劃分。
記者:也就是說,由您負責編撰的中國文學史從體裁劃分角度來看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
顧彬:按照體裁編寫中國文學史的方法隻有我們一傢。
記者:您不看好中國當代文學,所謂的“顧彬事件”曾在中國文學界和媒體引起不小的反響。您認為,中國文壇如何才能擺脫這種困境?
顧彬:中國需要敢於公於講話的人。德國作傢如果認為德國社會、政治和文化方面存有問題的話,他們就敢於發表自己的觀點。這樣的人在中國,從古代到20世紀中期都有不少,但現在沒有。這跟20世紀中期以後的中國社會發展有密切的關系。因為那以後,中國知識分子的勇敢精神嚴重受挫。
記者:中國將成為2009年法蘭克福國際書展主賓國。您認為,中國應將怎樣的圖書介紹給世界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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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彬:中國文學在德國沒有什麼地位,這跟中國1992年以後的社會發有密切的關系。因為1992年以後,越來越多的中國人熱衷於賺錢。他們覺得錢比思想,比靈魂更為重要。所以可以說,在1992年以前,不少中國人喜歡思考,但在1993年以後,很少有人會對社會、國傢進行思考。人們生活的目的大多是多賺錢,少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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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您如何看待中國最近掀起的“於丹熱”以及“戲說”經樓夢等經典作品的現象。您認為,這種做法會被德國人接受嗎?
顧彬:德國可能沒有於丹之類的人,也沒有“戲說”經典的現象。文學不應該變成娛樂品。文學作品不一定要給讀者帶來娛樂。一個作傢應該是寂寞的,如果他無法忍受寂寞的話,那麼他不一定是一個真正的氣氛,作傢也能忍受寂寞。但1990年代以後,就很少能碰到這樣的情況瞭。比如我2000年在上海教書時發現,我在上海的所有朋友都忙著賺錢。上課時,我還發現不少學生在睡覺,因為他們夜裡忙著賺錢。
記者:您一再強調如果以世界標準衡量中國當代文學作品,您感到非常不滿意,那麼您所說的世界標準究竟是怎樣的標準?
顧彬:不少中國作傢是業餘作傢,他們沒有把寫作當成一種工作或一個專業。他們隨便寫。不少中國作傢3月個內就能寫完一部小說。你不妨問一位德國的中等作傢,他需要多長時間才能完成一部小說的創作。雖然他從早到晚忙於寫作,但一年之內也就能寫完100頁,因為他需要不斷地修改。這說明,德國作傢,無論是名國傢,還是中等作傢靜電油煙處理機,他們都對語言水平有一定的要求。但中國作傢中除瞭少數詩人之外大多覺得語言隻是工具而已。
顧彬為山東大學的學生們作瞭題為《對中國人去不去散步的思考》的學術報告。(圖片來源:大眾網)
今夏,中國將舉辦“德國在中國”大型活動,前不久中國又成為2009年法蘭克福國際圖書博覽會主賓國。這些活動無疑將對德中文化交流起到推動作用。在此背景下,德國之聲記者專訪瞭德中文化交流權威人物——十卷本中國文學史主編、波恩大學汊學系主任顧彬教授。
記者:您編撰的10卷“中國文學史”堪稱世上唯一一部具有通史意義的中國文學史。請問,具有通史意義意味著什麼?它與中國自己出版的文學史又有什麼不同?
顧彬:由我編撰的中國文學史是不是目前世界大規模的,我自己也不清楚,我本人估計是這樣的。我們一共編寫10卷。我們的文學史與其它中國文學史的不同之處在於,我們把中國的詩歌、散文、戲劇、小說等分得很清楚。我們關非根據朝代來編寫中國文學史,而是根據體裁進行劃分。
記者:也就是說,由您負責編撰的中國文學史從體裁劃分角度來看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
顧彬:按照體裁編寫中國文學史的方法隻有我們一傢。
記者:您不看好中國當代文學,所謂的“顧彬事件”曾在中國文學界和媒體引起不小的反響。您認為,中國文壇如何才能擺脫這種困境?
顧彬:中國需要敢於公於講話的人。德國作傢如果認為德國社會、政治和文化方面存有問題的話,他們就敢於發表自己的觀點。這樣的人在中國,從古代到20世紀中期都有不少,但現在沒有。這跟20世紀中期以後的中國社會發展有密切的關系。因為那以後,中國知識分子的勇敢精神嚴重受挫。
記者:中國將成為2009年法蘭克福國際書展主賓國。您認為,中國應將怎樣的圖書介紹給世界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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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彬:中國文學在德國沒有什麼地位,這跟中國1992年以後的社會發有密切的關系。因為1992年以後,越來越多的中國人熱衷於賺錢。他們覺得錢比思想,比靈魂更為重要。所以可以說,在1992年以前,不少中國人喜歡思考,但在1993年以後,很少有人會對社會、國傢進行思考。人們生活的目的大多是多賺錢,少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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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您如何看待中國最近掀起的“於丹熱”以及“戲說”經樓夢等經典作品的現象。您認為,這種做法會被德國人接受嗎?
顧彬:德國可能沒有於丹之類的人,也沒有“戲說”經典的現象。文學不應該變成娛樂品。文學作品不一定要給讀者帶來娛樂。一個作傢應該是寂寞的,如果他無法忍受寂寞的話,那麼他不一定是一個真正的氣氛,作傢也能忍受寂寞。但1990年代以後,就很少能碰到這樣的情況瞭。比如我2000年在上海教書時發現,我在上海的所有朋友都忙著賺錢。上課時,我還發現不少學生在睡覺,因為他們夜裡忙著賺錢。
記者:您一再強調如果以世界標準衡量中國當代文學作品,您感到非常不滿意,那麼您所說的世界標準究竟是怎樣的標準?
顧彬:不少中國作傢是業餘作傢,他們沒有把寫作當成一種工作或一個專業。他們隨便寫。不少中國作傢3月個內就能寫完一部小說。你不妨問一位德國的中等作傢,他需要多長時間才能完成一部小說的創作。雖然他從早到晚忙於寫作,但一年之內也就能寫完100頁,因為他需要不斷地修改。這說明,德國作傢,無論是名國傢,還是中等作傢靜電油煙處理機,他們都對語言水平有一定的要求。但中國作傢中除瞭少數詩人之外大多覺得語言隻是工具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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